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国民政府同时决策组建的两个大学共同体。“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其中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转徙云南,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复迁陕南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十分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西北联大的文献研究极为薄弱,其史实很少为世人所知。
事实上,西北联合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西北联大是西北高等教育生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组成西北联大的几个高校到来之前,西北虽然有一些高等教育的萌芽,但根基相对薄弱,且时断时续。例如,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立的陕西大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改名为省立西北大学,20年代升格为国立西北大学,旋更名为国立西安中山大学,但在1931年被改为西安高中。而西北联大的主体都有比较好的基础,有较强的实力。例如北平大学,1927年由北洋政府下令将北京九所国立大学合并而成,包括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商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五个学院,各院均有各自的历史。北洋工学院创建于1895年10月,原名天津西学堂,后用过北洋大学堂(1903)、北洋大学校(1912)、国立北洋大学(1914)等校名,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发端于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1912年改名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1931年7月,与被改名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的女师大合并,成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1929年9月9日成立,以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有物理、化学、镭学(后改为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这些院校和研究机构迁徙来到西北,组成一个高等教育联合体,大大提高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实力。
在西安期间,西安临时大学分为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三大院,包括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6大学院,24个系。其中校本部为第一院,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四号(含国文系、外语系、历史系、家政系);第二院在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6系);第三院在北大街通济坊,有法商学院三系(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农学院三系(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医学院(不分系)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西安临时大学教授计有106名,包括文理学院的黎锦熙、许寿裳、陆懋德、赵进义、傅种孙、曾炯、张贻惠、岳劼恒、刘拓、张贻侗、金树章、黄国璋、殷祖英等35人,法商学院的沈志远、寸树声等12人,教育学院的李建勋、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齐壁亭、王非曼等15人,农学院的周建侯、汪厥明、虞宏正等16人,工学院的李书田、周宗莲、李仪祉(兼)、魏寿昆、张伯声、潘承孝等22人,医学院的吴祥凤、严镜清等6人。西安临时大学于11月15日开学上课,据1938年2月10日的统计,全校学生总计1472人(含借读生151人)。学生以文理学院(439人)、工学院(386人)、法商学院(279人)居多。
太原失守后,日寇沿同蒲铁路南下,窜抵山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一带,西安东大门告急。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命西安临大再迁汉中。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正式迁离西安。全校千余师生编为1个参谋团,1个大队,下分3个中队14个区队106个分队,每个中队500至600人,先乘火车至宝鸡,再徒步130余公里,过渭河,渡柴关,涉凤岭,翻越秦岭到达陕南汉中。
1938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教育部根据《方案》下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西安临时大学的训令》,1938年4月3日)在汉中初期,西北联大依然设有6个学院23个系,分布在三县六地。其中大学本部及文理学院设于城固县城考院(有国文系、外国语文系、历史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教育学院全部及工学院大部设于城固县城文庙(有教育学系、家政系,矿冶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讯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纺织工程学系),法商学院设于城固县城小西关外原县简易师范旧址(有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体育、地理、土木三系和附设高中部设于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农学院在沔县(今勉县)武侯祠(有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医学院设于南郑县居民聚居区,不分系。
1938年7月,根据教育部令将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校。农学院迁设陕西武功,工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南古路坝。同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战时教育实施方案》中关于“中等学校师资,设立师范学院,予以培养”,“师范学院应独立设置,或将大学教育学院改称”等规定,西北联大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从而有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校。但这些学校并没有因为分立而缩小,反而得到扩大和发展。
如西北大学按凡成大学者必拥有3个以上学院之规定,将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与理学院,合法商学院共设3院12系,形成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完整的高等文理教育体系。1944年9月,西北大学奉命新设边政系。1946年5月,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又奉命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1949年,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1941.9—1949)、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1938.4—1949.5)、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4.7—1949.5)等并入西北大学,至1949年10月,西北大学已拥有文、理、法、商、医4大学院15系。
西北工学院复汇入东北、中原工学高等教育,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师生共4000余人,是当时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工科高等学府。
西北农学院由西北联大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而成,设有农艺学、森林学、农田水利学、畜牧兽医学和农业化学等6系和农业经济专修科。1940年增设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1941年增设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1946年增设农业机械学系和农产制造学系,形成了农艺、植物病虫害、森林、园艺、农田水利、畜牧兽医、农业化学、农业机械、农产制造、农业经济,以及从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到职业技术教育的完整高等农学教育体系。
西北医学院汇入陕甘医学教育,奠定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医学科学的基础。
西北师范学院设立有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博物系、教育系、体育系、家政系、劳作专修科系。还极力从事西北社会教育,大大推进了西北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抗战胜利后,这些学校除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迁回平津复校为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外,所有分出院校皆留在西北,为西北地区构建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今天在西北的西安交通大学,汇入了由西北医学院发展来的原西安医科大学以及由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发展来的原陕西财经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汇入了西北工学院的大部分院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汇入了西北农学院的基础。至于西北大学则完全由国立西北大学演化而来,西北师范大学完全由西北师范学院演化而来。此外,西安的不少高等院校均与西北联大有直接源流和传承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西北联合大学,就没有今天的西北高等教育。
二、西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具有独到的光采
与西南联大一样,西北联大发展了战时大学联合管理体制。据1937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发布的《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西安临时大学以教育部、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陕西省教育厅等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王世杰兼任主席,聘任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翛、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等9人为委员。不久,又决定西安临时大学不设校长,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4人为常委,由常委商决校务。其中徐诵明是北平大学校长,李蒸是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是北洋工学院院长,陈剑翛是教育部特派员。
西北联大沿袭西安临大制度,也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校务委员会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委依然是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后因陈剑翛请辞,教育部复派胡庶华接任常委,同年10月,又派张北海任校务委员。校务委员会作为西北联大的统一领导机构,具有勘定临时大学校址,设置科系,吸收师资,容纳学生,决定已有各种设备之利用及新设备之置设等职能。
西北联大有统一的校训。1938年10月19日西北联大第四十五次校常委会议决议,以“公诚勤朴”为校训。根据黎锦熙的解释,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表达了西北联大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西北联大有黎锦熙撰成的校歌歌词。其词曰:“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校歌将三校在平津办校40年,各有鲜明特色,在秦陇联合举办文理、政法、师范、农、工、医教育,以“公诚勤朴”为校训,传承民族文明,发扬民族精神的办学目标作了高度概括。
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出版有《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现存30期100余万字,包括分出各院校的校刊完整记载了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的历史。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西北联大的迁徙过程中,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开始为构建西北高等教育格局做长远考虑。南迁汉中以后,徐诵明、陈剑翛二常委赴汉口向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时,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设想,而陈立夫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根据国民政府建设西北后方的战略,教育部着手为西北建设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遂有西北联合大学分设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五校。对于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当时就有姜琦教授指出:“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姜琦:《西北大学是一块基石又像一颗钢钻》,《西北学报》1941(1):1-2. 1941-09-01)。
根据国家的需要,西北联大及其分离出的国立五校逐渐形成了扎根西北、传承文明、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1939年5月2日,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常务委员的报告即说明,“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校院合组而成”(《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西北大学1940年毕业同学会题词:“棫朴多材”。教育部部长陈立夫1940年6月曾到西北大学视察,并为西北大学第四届同学会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1941年,西北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北大学举行,并创办《西北学报》,明确学会以“确立民族自信、加强民族团结”,“研求精神学术、砥砺个人品性”,“复兴民族本位文化、促进西北建设”为宗旨。1943年11月,西北大学主办的《西北学术》月刊创刊号出版,校长赖琏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故我们要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真正负起开发大西北的重大使命”(赖琏:《题词》,《西北学术》,1943(1):扉页)。编辑部主任郭文鹤在《发刊词》中也指出:“西北大学,为西北最高学府。……今者学校当局,痛感文化使命之重,椎轮大路,先轫本刊,借以发扬我民族之精神,融合现世界之思想,且特别研究民族发祥地之西北数省,以冀对西北建设有所赞益,其意义至深且大也。”它说明,西北大学逐渐明确了“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愿景,表达了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建设祖国辽阔西部的高远追求。而独立出来的西北师院,也在1940年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和甘肃临时参议会的邀请后,决定西迁兰州,并于1944年全校迁到兰州办学。西北医学院也在侯宗濂先生的主持下,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做好了西迁兰州办学的准备。
西北联大及其各学校主要是精神上的统一。在临时大学和联合大学期间,虽然西北联大有形式上的统一,并不妨碍各院校相对独立地组织教学活动。学生毕业时,发给的毕业证,都是原有学校公章。1937至1939年,西北联大毕业学生660余人,仍发给原校证书。其中北平大学251人,北平师范大学307人,北洋工学院39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1人,他校转学借读生57人。在联合大学分立为五校以后,虽然学校的独立性得到加强,但西北联大各子体之间也保持密切联系。最先分出的西北工学院与西北大学在近两年的时间共有一位校长。西北师范学院虽然在1939年8月名义上分出,但直到1944年11月完全迁兰州前,一直在城固与西北大学合班上课,90%以上的教授合聘,共用图书馆等教育资源。西北医学院1946年8月复与西北大学合并回迁西安。五校联合招生、联办先修班、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西北学会,甚至联合争取权益,对外共同发声。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训为大多数学校所承续,或直接继承(如西北大学),或演为“公诚勇毅”(西北工业大学)、“诚朴勇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直到1945、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国立西北大学分批为西北联大二十七年度、二十八年度两届各院系160余名毕业生(借读生、转学生)换发毕业证,这些毕业证书同时加盖有西北联大四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的签章、所在院院长、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签章和教育部核审章,表明分出各院校在更名七八年后,仍有精神上的联系。
三、西北联大取得了意义深远的教育成就
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形成了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培养的毕业学生9257名。
在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的教师中,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汪奠基、黎锦熙、马师儒、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罗章龙、袁敦礼、虞宏正、张伯声、林镕、沈志远、汪堃仁、魏寿昆、盛彤笙、刘及辰、曾炯、傅种孙、张贻惠、黄国璋、李仪祉、高明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学生中有师昌绪、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赵洪章、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等杰出人才
国文系黎锦熙开创拼音方案研究,编纂多部陕西地方志,所著《方志今议》被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外文系曹靖华一生致力于传播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号称现代苏俄文学第一人。历史系陆懋德研究中国史学方法成就卓著,其《中国上古史》与《史学方法大纲》分获1941年(第一届)、1942年(第二届)教育部著作发明奖。1939年3月,西北联大师生对汉张骞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并提出了保护维修方案。吴世昌撰稿、黎锦熙书丹的《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碑文对此有详细记载。王子云带来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间在河南、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搜集的1000余件文物,出版《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等10余部著作,出版西北文物丛刊,开中国艺术考古的先河。黄文弼三次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了大量文物,发现西汉纸、首次论证了楼兰、龟兹等古国的位置,填补考古空白。李建勋的领导的教育研究机构,分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材教法四部,开展工作。李建勋主持的《战时与战后教育》,程克敬主持的《师范学校训育》,鲁世英主持的《师资人格》,金树荣主持的《中等学校英语教材及教法之研究》、《中等学校毕业生英语写作错误之分析》等,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
数学系曾炯,以两个“曾定理”和一个“曾层次”闻名,丘成桐认为他是20世纪唯一可与日本数学家齐名的中国数学家。地质系张伯声的地壳波浪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地质构造五大学派之一。地理系黄国璋是我国传播近现代西方地理科学的先驱,特别对中国古地理学的改造发挥过重要作用。农学院汪厥明为我国农业统计学科的创始人。虞宏正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农业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工作。医学院蹇先器是中国皮肤性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林几是中国现代法医学的创始人。严镜清是国内遗体捐献的发起人和践行者。体育系袁敦礼、董守义在1945年联名倡议,首次提出我国申办奥运会。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的学生中不乏杰出人物。例如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2010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赵洪璋,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艺学系,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他,亲切地称他“挽救了新中国”,人们也把他和水稻专家袁隆平并称为“南袁北赵”。
四、西北联大集中体现了优秀知识分子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
抗战时期,平、津、冀四校一院,从平津冀沦陷区到西安,复从西安南迁陕南汉中,其中部分力量再从汉中迁西康、迁兰州。抗战胜利后,一部分再回迁复校,大部分扎根西北。
整个联大的图书馆,刚开始时只有2000多册图书。教育部规定抗战期间教师的工资按“薪俸七折”发放,再加上抗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教授只能靠微薄的薪金和“米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学生上晚自习用自制油灯照明。联大常委徐诵明1938年5月2日在联大开学典礼上就明确指出,上前线同敌人作战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师生们不畏艰苦,谱写出我国战时高等教育壮美的诗篇。
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联大主动适应抗战需要,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学校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9月8日,全校组织了734名学生参加了为期两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史学家许寿裳教授在军训中,还以《勾践的精神》激励学生,李季谷教授讲《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用“卧薪尝胆”、“荆轲刺秦”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发学生爱国情怀。这些活动对振兴联大师生民族精神,发扬爱国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西北联大有300余师生报名从军抗战。时年43岁的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
由上可见,西北联大将高等教育体系系统植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凝聚了两大光荣传统:文化传统与革命传统。西北联大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成为20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精神传统的生动体现。
为了使这一重大历史为世人认知,更加全面地了解20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精神传统,传承和创新大学文化,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将与兄弟高校一起,举行纪念性学术研讨活动,围绕西北联大的办学历程、教育理念、教育成就开展探讨。我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与祖国共命运、与河山同沉浮、义无返顾的献身精神不应忘记,他们对祖国西北开发使命的崇高自觉不应忘记,他们期待祖国辽阔西北有发达的高等教育的愿望不应忘记!